近年来，北京加快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持续完善涉外律师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效能，通过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增强北京涉外法治的核心竞争力。
司法部近日开展“一带一路”法治同行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主题采访活动，组织记者实地采访北京涉外法治建设的最新成效，特别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丰硕成果。
“北京始终将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抓手。聚焦司法行政系统，目前我市已形成以律师、仲裁员、公证员等为核心的涉外法治人才梯队。”北京市司法局人事警务处处长尹宏伟介绍说：“我们与市人才局、市教委联合印发《首都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行动计划（2023年-2025年）》，协同构建‘培养—引进—使用’全链条体系。”
数据显示，北京涉外法治人才梯队已成规模：
律师行业：北京5000余名涉外律师中，170人入选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库，21人跻身“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库，345人活跃于国际组织，其中82人担任重要职务。
仲裁领域：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国（境）外仲裁员占比超过30%，共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36个。
公证行业：74.6%的公证员具备涉外资质，63.9%拥有5年以上实战经验，服务能力与国际接轨。
青年力量正在接力起航。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左天羽曾参与北京市百名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谢丹作为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北京调解室负责人，处理诸多跨境纠纷。
去年11月，谢丹成功调解一起涉及香港与内地的1.5亿港币借款合同纠纷案。此案双方当事人均为香港籍，纠纷牵涉内地与香港两地法律的衔接适用问题；案涉标的额巨大，资金流水长期、多笔、跨境，事实核查与证据梳理工作繁重。调解初期即面临多重阻碍：被告以其持有香港及内地双重身份为由，对身份信息核实配合度低，导致程序迟滞；双方在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标准及期限等核心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僵持不下；同时，兼具两地法律素养、语言能力及文化背景的合适香港籍调解员一时难觅。
“我们搭建起沟通桥梁，探索出一种新的调解模式——‘香港调解员线上主持+当事人内地线下到庭+法官现场见证’，在法官见证下，线上和线下高效联动。经过充分协商，双方当事人最终克服了巨大分歧，当场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解协议。这场一度陷入僵局的跨境纠纷，终于画上句号。”谢丹说。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成立30年来，累计受理仲裁案件99000余件，总标的额达10000余亿元，其中国际案件2300余件，标的额达860余亿元。截至2024年底，案件当事人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含4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裁决在全球五大洲均存在承认和执行的记录。”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秘书长姜丽丽告诉记者，根据《2025年国际仲裁调查报告》，北京在全球最受欢迎仲裁地排名首次位列全球第四。
今年5月7日，在“北京国际仲裁之夜”活动上，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北京）实体平台正式启用。5月21日上午，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北京）实体平台公开审理巡回审判首案。
“这起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确认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意义——既是地方国际商事法庭首次在国际仲裁中心开展巡回审判，也是中心启用后的首场审判活动，标志着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巡回审判工作全面启动，将进一步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北京）建设提供支撑，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姜丽丽说。
5月5日，北京市司法局收到来自法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江天的感谢信。信中提到：“在接到法国葡萄酒和烈酒生产商代表律师的投诉后，贵方的迅速行动使得涉及侵权的产品得到处置。尤其是北京海诚公证处为落实此项目，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干邑产区、波尔多产区以及香槟产区和保乐力加集团的品牌，都从这些行动中受益。”这是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期间，北京公证机构助力固定侵权证据，协助处理假冒商标、专利侵权等案件的回响。
“公证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各类民商事活动企业、个人等主体出入境办理商务签证、工作签证等相关材料予以证明。”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员董皓告诉记者，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对这些出入境必需的派遣函、授权委托书、身份证件、学历、职称、工作经历等进行公证，是国际通行的惯例，也是我国企业和个人“走出去”必不可少的环节。
据了解，巴基斯坦是综合实力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中的支点项目。今年，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关键期。某大型国有基建集团急需向巴基斯坦外派大批技术人员，近2000份学历、资格证书公证认证迫在眉睫。
“我们加班加点进行起草、扫描、审批、制证、盖章等工作，在认真审核、严格把关的基础上，5天内共办理公证书将近2000份，企业派出多名员工到公证处领取公证书，一本本白色公证书铺满了整张大会议桌，场景蔚为壮观。”董皓说。
“在进出口贸易过程中，境内外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案件日益增多，中方企业均需要委托当地国家的律师进行协商、索赔、诉讼或仲裁。”董皓分享说，“在争议解决过程中，我们除了办好传统的授权委托书公证外，更要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复杂的法律、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努力创设公证与仲裁、调解、诉讼、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官方民间等工作对接模式，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实施方面系统性、针对性地构建风险防范机制、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服务合作机制，以健全完善‘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体系，提升中国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功能作用，努力打出‘一带一路’公证法律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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